改装“水货”型号，是否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？

作者：何国铭律师（专注于商标犯罪与商业秘密犯罪案件控告及辩护）

近年来，随着国内消费市场对国际知名品牌产品需求持续旺盛，部分品牌的热门型号却因区域销售策略、产能限制或市场准入等原因，在国内市场长期缺货。与此同时，海外市场同类产品供应相对充裕，价格亦存在差异。这一供需失衡的局面，催生了一条特殊的商业路径，一些经营者通过非官方授权渠道（即“水货”渠道）从国外采购品牌原装正品，再通过更换外包装、修改机身标签和条形码、甚至“越狱”破解软件系统，将其“变身”为国内可通用或适销的型号，最终投放市场牟利。

此类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常被检察机关以假冒注册商标罪提起公诉，理由是行为人未经商标权利人许可，在商品上使用了与注册商标相同的标识，且改装行为已超出单纯销售的范畴，构成了“使用”商标的制造行为。然而，辩护方则往往主张所售商品自始至终为同一品牌的原装正品，来源未变，改装仅为适配国内使用环境，不构成来源混淆，故不具刑事违法性。那么，改装“水货”销售，究竟是否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？商标法益的侵害应当如何准确衡量？改装行为与旧物翻新的本质界限何在？本文拟从商标法三大功能出发，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例，对此问题进行分层解析。

为什么指控假冒注册商标罪呢？梳理已发案件可知，此类行为链条通常呈现以下固定流程，通过境外采购，行为人通过境外经销商、代购或跨境电商渠道，购入某国际知名品牌在海外市场合法销售的原装正品机型。这些商品在硬件配置、电压标准、通信制式、操作系统语言或软件锁区等方面与中国大陆正式销售版本存在差异。于是，在境内租赁的仓库或民房内，行为人招聘临时工，进行系统性改造，包括：更换外包装纸箱，印刷国内版本型号及标识；修改机身或产品自带的标签、铭牌、序列号及条形码；对内置软件进行“越狱”破解，解除区域限制，使系统界面、功能选项符合国内用户习惯；部分情况下还会更换电源适配器或接口配件。改装完成后，行为人通过电商平台、线下渠道或二级经销商，以“国内行货”“港版改国行”等模糊用语进行销售，价格通常介于官方行货与水货原价之间，对消费者具备一定吸引力。上述链条中，行为人并未对商品进行维修、翻新或更换核心零部件，也未以次充好、以假充真，其核心行为在于“区域适配性改装”，而非“品质改变”。这一性质，是后续法律定性的关键前提。

从法律上来说，是否构成商标犯罪？有人提出观点，把品牌方在外国推广的商品，拿到中国来卖，这直接影响了品牌方的营销战略，侵犯了商标的品牌营销功能。但是，这个说法可能难以成立，把国外的货拿到中国来卖，可以理解为国际上的串货，专业术语为平行进口。首先，必须明确的是，单纯的平行进口，即真品跨境销售，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不构成商标侵权，更不构成犯罪。商标权利用尽原则通常被认为是平行进口的合法性基础，即商标权人已从首次销售中获得报酬，其对该特定商品的排他性控制权即告终结。然而，平行进口商品若经过物理或软件层面的改动，则可能脱离“单纯转售”的范畴。此时问题的关键并非“是否进口”，而是“改装是否改变了商品的本质属性，以致破坏商标与商品来源之间的稳定对应关系”。

实务中，公诉方常将上述行为类比为旧物翻新，以此论证行为人“改变商品原状后冒充新品销售”，构成假冒，但这一类比存在根本性偏差。旧物翻新所针对的是已使用、损耗或老旧的二手商品，通过更换零部件、外壳重喷漆、清除磨损痕迹等方式，使旧品外观如同新品，再以全新正品价格出售。此时，商品的使用历史、损耗状态已发生实质性变化，消费者若不知翻新事实，将对该商品的来源状态是否为全新原装，产生混淆，从而误判其价值与质量保障。反之，改装水货所涉商品为未经使用的原装正品，硬件本身完好无损，改装仅涉及区域化适配（如标签、软件、包装），并未改变产品的基本性能，消费者购买后获得的，仍然是该品牌制造的核心产品。因此，将改装等同于“二手翻新”缺乏事实与法理依据，不应以此为由认定假冒注册商标罪。

商标法理论普遍认可商标具备三大功能：来源识别功能、质量保障功能与品牌营销功能。刑法对商标犯罪的规制，应聚焦于对“来源识别功能”的根本性破坏，而非轻微影响其他功能的行为。在改装“水货”场景中，来源识别功能未受损害，商品上使用的商标依然是原品牌方的注册商标，并未替换为其他标志。消费者在购买时，所认定的生产来源仍然是该品牌企业，而非行为人本人或其虚构的主体。即便消费者知道该机器是“水货改装”，其认知中商品的来源仍指向品牌方，而非改装者。因此，商品来源并未发生实质性变更，公众不会将改装后的商品误认为来自其他生产者，故商标的首要功能之区分来源并未受损。

质量保障功能与营销功能的影响仅属民事层面，改装行为可能因改变了软件系统或配件，导致实际使用体验与原厂国内版本存在细微差异，例如系统稳定性、售后服务可用性等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消费者对品牌质量的预期，但这种影响属于商标质量保障功能的边缘性减损，并非对商品来源的欺骗。同样，擅自将商品跨境导入销售，确实可能扰乱品牌方的区域定价和渠道布局，触及商标的品牌营销功能，但商标权并非赋予权利人绝对的区域市场隔离权，平行进口本身就是对这一主张的法律否定。因此，此类影响应通过民事侵权（如不正当竞争）或行政监管予以调整，不应动用刑事手段。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要求，只有当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且其他法律手段不足以规制时，方可入罪。改装水货若未造成消费者来源混淆，则不具备该等危害性。

实践当中，曾有这样的一起二审改判无罪的案例，黄某（化名）负责进货出货，由黄某运来一批未经改装的“水货”，其和A用小推车卸货搬运到窝点，然后通过换外包装纸箱、改机身的标签、面板和条形码、更改产品所使用的软件（俗称“越狱”）等改装成可以在内地销售的型号，然后再由黄某负责销售。一审法院认为黄某等人未经商标权利人同意，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，情节严重，其行为已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。

黄某等人不服提起上诉，但二审法院经过审慎审查后，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，其认为除被告人供述外，在案无其他客观证据证实产品加密程序被实质性改动，软件改装的实际状况未能查明。且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改装后的产品与原装正品在功能、外观等方面存在实质性差异，换言之，商品的核心品质和用途未受损害。此外，二审法院明确指出，改装后商品所使用的商标仍为原品牌商标，相关公众对商品来源的认知未产生错误，不属于刑法所要求的“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相同商标”的实质违法情形。最终，二审依法改判黄某无罪。该判决的精妙之处在于，它不是机械地适用“形式使用即犯罪”，而是深入剖析改装行为对商标本质功能的实际影响，体现了刑法应坚守最后防线的裁判理念。

黄某一案的二审改判是一面值得称道的法治明镜。在经济活动日益复杂、跨境商品流通频繁的今天，刑法应当保持足够的克制与精确，既保护权利人正当利益，也不过度挤压合法商业创新与消费者福利的空间。唯有如此，才能在知识产权保护与市场自由流通之间，寻得平衡之正道。

综上所述，对原装“水货”进行区域化改装，如仅涉及标签、包装、软件解锁及非核心配件替换，且未改变商品基本性能和品质，销售时仍然明示或默示其为原品牌商品，不宜认定为假冒注册商标罪。此类行为若构成侵权，应优先通过民事途径解决。对此，司法机关在审查此类案件时，应严格区分“来源混淆”与“品质影响”“渠道干扰”的不同层级危害，避免以营销策略受损为由扩张刑法的适用范围。在证据层面，必须要求控方提供改装前后实质性差异的鉴定或充分比对材料，不能仅凭行为人的口供定案。此外，从立法与政策角度，建议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与司法机关联合出台指导性意见，明确“改装水货”在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之间的明确界限，列举不构成“实质性差异”的具体情形，例如仅涉及软件解锁、外包装更换、条形码调整等，以减少同案不同判现象。